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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铜钟从海外重返佛国
清康熙初年，普陀山惨遭荷兰强盗洗劫，损失惨重。普陀山志记载：此事后来还有一个故事——被荷兰强盗掠去的大铜钟，几十年后居然奇迹般地重返佛国。笔者在清人著作中看到相关史料，也可作一些补充。
归神钟于咬 口留叭
大铜钟如何从海外重返佛国？乾隆四年(1739)编辑的《普陀山志》（许志）这样记载：
“康熙四年，遭红毛蹂躏。法雨寺大钟，为大智手铸者，亦被载去。至咬 口留叭国门，钟顿重，不可舁，遂置城外。雍正元年，其地忽有声如雷，昼夜不绝吼。众异掘之，而钟出焉。或以告监寺法泽，泽闽人，谋于所熟洋商，请归。六年至南澳时，泽族兄许良彬，总镇于澳，许为载回。适九年春，发帑修建，泽为寺住持，彬升授闽水师提督。乃转托粤浙封疆诸大吏，宛转浮运。至十一年钦工告竣，众僧于十月三十万寿日，开场祝圣，而钟适以是日至。盖沉埋外夷沙土中者，六十余年矣。”
许志称，法雨寺这口大钟自康熙四年（1665）被劫到咬 口留叭国城外，到雍正元年（1723）在那里沉睡半个多世纪后被人发现。法雨寺监寺法泽知道后，全力要让大钟回家。雍正六年，大钟被运到广东南澳岛。雍正十一年（1733）十月三十，大铜钟终于重返佛国。
这一传奇故事有清原户部侍郎王玑《重建普陀两寺记》一文可作印证。王玑于雍正九年奉皇帝旨意到普陀，修建普济、法雨二寺，三年后工程竣工，正好是雍正十一年。王玑写道：“归神钟于咬 口留叭，开运道于千步沙。群瞻天后之明灯，兆聚应真于石塔。显化圆通，有同示现。此又咸有见闻，殆非神奇独秘者也。”他感慨是菩萨“有同示现”。
考清代史料，雍正六年广东南澳总兵确是许良彬。他与许志的主编许琰及法泽都是福建漳州许姓一族人，也有能力帮助铜钟从海外宛转浮运回家。许志此事来源得之于事件的亲历者法泽，而不是得于道听途说，因此有相当可信度。
《海国闻见录》之不同记载
但笔者看到的清人陈伦炯著作《海国闻见录》对此又有不同记载。
《海国闻见录》记载：
“雍正丁未岁夏，噶喇吧海面立一中国妇人，群相棹舟往视；惟浮一铜钟，共获而归，上鐫‘普陀白华庵’，知为昔荷兰掠沉。回浙洋艘，互相争载，以藉神庇。公议求笤；余戚末黃姓彥者，本船舵师，得笤载回。通港之艘，惟此舟小而旧敝，顺帆不及月，抵普陀；別船坚致，有被劫红毛者、有失风水者。佛力如此，前惟付之劫数耳。”
陈伦炯与许志记载的不同处主要是：大钟被发现的地点不一样，许志说是在咬 口留叭国城外，陈说在噶喇吧海域；发现的时间也不同，许志说雍正元年发现，陈说在雍正丁未（雍正五年）被打捞出水；许志说法泽设法把大钟运回佛国，陈说自发抢着要把大钟运回佛国的是中国商船船员。最后，《海国闻见录》说铜钟不是法雨寺之物，而是白华庵的宝贝。
前面提到许志记载来源于事件的亲历者法泽，有相当可信度。那么，《海国闻见录》所记是否有可信之处呢？
笔者在《清初红毛洗劫普陀记》一文中对陈伦炯作过介绍。他也是福建人，是当时有名的海上事务专家，他到过普陀山。他的父亲陈昂康熙四十三年任定海左营游击。陈伦炯说，他早年听到过白华庵住持剖疑讲起荷兰人洗劫普陀山一事。陈伦炯对荷兰强盗洗劫普陀来龙去脉的记载有很大的可信性。
《海国闻见录》被后人认为是1840年以前中国不多见的一部重要海洋地理著作，它成书于雍正八年（1730）。这样看来《海国闻见录》的记载要比许志早九年。
考清代史料，雍正五年陈伦炯为广东高州总兵，他对海外事务比别人更关心。更重要的是他点明了他的亲戚黃彥是运送白华庵大钟回佛国的当事人，其消息来源很有可能来自黃彥本人。因此，此史料出错的可能性也是很小。
那么，许志与《海国闻见录》谁的说法符合事实？笔者以为，唯一的解释应是当年荷兰强盗抢走过多口铜钟，后来其中两口奇迹般地重返佛国，只不过由法雨寺法泽主导的普陀山志仅记录了法雨寺铜钟回家传奇故事。
由此更可以看出，当年荷兰强盗给普陀山造成的损失是多么巨大。
咬口留叭就是噶喇吧
咬口留叭国在哪里呢？它与陈伦炯所说的噶喇吧是不是同一个地方呢？笔者作了进一步考证。
许志没说咬口留叭国在哪里。到了道光年间，法雨寺住持能仑在《法雨寺重铸铜钟记》一文中更是把咬口留叭国当成了荷兰：
“至国朝康熙四年，遭红夷蹂躏，而钟被载以去。仗我佛之灵，钟至彼国城门，顿然加重，舁之不动，乃弃之城外。”
其实噶喇吧就是咬口留叭，在今印尼爪哇岛，只是翻译名称不同而已。清代《重修台湾府志》对此写得最清楚：“咬口留吧（一作葛喇吧）在台海极西，水程二百九十一更可至。本爪哇地，红毛夺之。”
爪哇岛面积12.6万平方公里，人口约9313万，当今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岛屿，与舟山相距万里之远。
当时，爪哇岛是荷兰人在亚洲最重要的殖民地、大本营。大型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说，17世纪初，荷兰是海上第一强国。荷兰人东来，首先占据了爪哇岛，接着与葡萄牙争夺中国的澳门，被葡萄牙打败后，逃到澎湖，后来被明朝政府驱逐。1619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爪哇建巴达维亚城（今雅加达）。他们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对当地华侨进行灭绝人性的大屠杀。同时以爪哇为基地，入侵中国沿海。郑成功收复台湾，才使荷兰人又退缩回印尼。这就是荷兰强盗洗劫普陀山后把铜钟留在爪哇的历史背景。
其实，明清许多小说已提到过“爪洼国”。《水浒传》写到西门庆初次见到潘金莲:“回过脸看时，是个生得妖娆的妇人，先自酥了半边，那怒气直钻过爪洼国去了，变作笑吟吟的脸儿。”《红楼梦》第十回也写道，“金氏听了这半日话，把方才在他嫂子家的那一团要向秦氏理论的盛气，早吓得都丢在爪洼国去了”。
爪洼国就是爪哇岛，统辖面积可能更大些，明初洪武时曾经来朝贡。但是当时社会很封闭，一般人对异域的了解甚少，民间只是认为爪洼国这是一个非常遥远的地方，具体在何处大概都说不明白。
海上事务专家陈伦炯当然清楚噶喇吧在何处。《海国闻见录》附有南洋海图，标明噶喇吧就在今印尼爪哇岛。
回家的路为何不平坦
从许志记载来看，普陀山铜钟从爪哇回家的路也走得很艰难。雍正元年，铜钟即被从地下掘出。法泽“谋于所熟洋商，请归”，到雍正六年才被运至南澳。尽管南澳总兵许良彬“许为载回”，却又过了多年才回到普陀。这还是许良彬转托粤浙封疆诸大吏才办成。为什么普陀铜钟回家的路如此不平坦？
笔者注意到，这与其时刚好清政府严禁中国商民前往南洋贸易有很大关系。
康熙五十五年(1716)十月二十五日，皇帝发出诏谕：“海外有吕宋、噶罗巴两处地方。噶罗巴乃红毛国泊船之所，吕宋乃西洋泊船之所，彼处藏匿贼盗甚多。内地之民希图获利，往往船上载米带去，并卖船而回，甚至有留在彼处之人。”“朕意内地商船，东洋行走犹可，南洋不许行走。即在海坛、南澳地方，可以截住。至于外国商船，听其自来。”
康熙旨中所谓“红毛国”指荷兰，“西洋”则指西班牙，“吕宋”指今菲律宾，“东洋”是指日本；海坛即今福建平潭岛。诏谕严禁中国商民前往南洋贸易，闽粤海坛、南澳成为重要检查站。命东南沿海各省督抚“行文外国，将留下之人，令其解回立斩”。但荷兰、葡萄牙、英国等西方各国商人则听其自由来华贸易，中国商民只可以照常进行东洋贸易。
康熙此时严禁中国商民前往南洋贸易，与担心中国商民与荷兰等外国交往带来沿海危机有关。陈昂就向康熙上疏说：“臣详察海上诸国，东海日本为大，次则琉球，西则暹逻为最。东海番族文莱等数十小国，惟噶罗吧、吕宋最强。噶罗吧为红毛一种，中有英圭黎、干丝蠛、和兰西、大小西洋各国。和兰西最凶狠，与澳门种人同派，习广东情事。请敕督、抚、关差诸臣防备，于来入港之先取其火炮，另设所关束，每年不许多船并集。”
防范外国殖民者固然要紧，但严禁中国商民南洋贸易，却给沿海老百姓带来很大损失，许多有识之士因此反对。康熙末年，陈昂临终时对陈伦炯说：“滨海民生业尽在番舶，禁绝之，则土货滞积，生计无聊。未有能悉此利害者，即知之又莫敢为民请命。我今疾作，终此不言，则终莫上述矣!”遂遣疏命陈伦炯上闻。康熙去世后，雍正经过反复权衡，于雍正五年三月批准福建总督高其倬“复开洋禁”的奏请。这样，禁南洋至此开始弛禁。
这样看来，普陀山铜钟雍正六年被运至南澳，与此时才“复开洋禁”有关。而地方可能真正开禁还有许多反复，普陀铜钟又在南澳这一海上重要检查站滞留了几年，才再次启运回家。
舟山晚报（王自夫）
归神钟于咬 口留叭
大铜钟如何从海外重返佛国？乾隆四年(1739)编辑的《普陀山志》（许志）这样记载：
“康熙四年，遭红毛蹂躏。法雨寺大钟，为大智手铸者，亦被载去。至咬 口留叭国门，钟顿重，不可舁，遂置城外。雍正元年，其地忽有声如雷，昼夜不绝吼。众异掘之，而钟出焉。或以告监寺法泽，泽闽人，谋于所熟洋商，请归。六年至南澳时，泽族兄许良彬，总镇于澳，许为载回。适九年春，发帑修建，泽为寺住持，彬升授闽水师提督。乃转托粤浙封疆诸大吏，宛转浮运。至十一年钦工告竣，众僧于十月三十万寿日，开场祝圣，而钟适以是日至。盖沉埋外夷沙土中者，六十余年矣。”
许志称，法雨寺这口大钟自康熙四年（1665）被劫到咬 口留叭国城外，到雍正元年（1723）在那里沉睡半个多世纪后被人发现。法雨寺监寺法泽知道后，全力要让大钟回家。雍正六年，大钟被运到广东南澳岛。雍正十一年（1733）十月三十，大铜钟终于重返佛国。
这一传奇故事有清原户部侍郎王玑《重建普陀两寺记》一文可作印证。王玑于雍正九年奉皇帝旨意到普陀，修建普济、法雨二寺，三年后工程竣工，正好是雍正十一年。王玑写道：“归神钟于咬 口留叭，开运道于千步沙。群瞻天后之明灯，兆聚应真于石塔。显化圆通，有同示现。此又咸有见闻，殆非神奇独秘者也。”他感慨是菩萨“有同示现”。
考清代史料，雍正六年广东南澳总兵确是许良彬。他与许志的主编许琰及法泽都是福建漳州许姓一族人，也有能力帮助铜钟从海外宛转浮运回家。许志此事来源得之于事件的亲历者法泽，而不是得于道听途说，因此有相当可信度。
《海国闻见录》之不同记载
但笔者看到的清人陈伦炯著作《海国闻见录》对此又有不同记载。
《海国闻见录》记载：
“雍正丁未岁夏，噶喇吧海面立一中国妇人，群相棹舟往视；惟浮一铜钟，共获而归，上鐫‘普陀白华庵’，知为昔荷兰掠沉。回浙洋艘，互相争载，以藉神庇。公议求笤；余戚末黃姓彥者，本船舵师，得笤载回。通港之艘，惟此舟小而旧敝，顺帆不及月，抵普陀；別船坚致，有被劫红毛者、有失风水者。佛力如此，前惟付之劫数耳。”
陈伦炯与许志记载的不同处主要是：大钟被发现的地点不一样，许志说是在咬 口留叭国城外，陈说在噶喇吧海域；发现的时间也不同，许志说雍正元年发现，陈说在雍正丁未（雍正五年）被打捞出水；许志说法泽设法把大钟运回佛国，陈说自发抢着要把大钟运回佛国的是中国商船船员。最后，《海国闻见录》说铜钟不是法雨寺之物，而是白华庵的宝贝。
前面提到许志记载来源于事件的亲历者法泽，有相当可信度。那么，《海国闻见录》所记是否有可信之处呢？
笔者在《清初红毛洗劫普陀记》一文中对陈伦炯作过介绍。他也是福建人，是当时有名的海上事务专家，他到过普陀山。他的父亲陈昂康熙四十三年任定海左营游击。陈伦炯说，他早年听到过白华庵住持剖疑讲起荷兰人洗劫普陀山一事。陈伦炯对荷兰强盗洗劫普陀来龙去脉的记载有很大的可信性。
《海国闻见录》被后人认为是1840年以前中国不多见的一部重要海洋地理著作，它成书于雍正八年（1730）。这样看来《海国闻见录》的记载要比许志早九年。
考清代史料，雍正五年陈伦炯为广东高州总兵，他对海外事务比别人更关心。更重要的是他点明了他的亲戚黃彥是运送白华庵大钟回佛国的当事人，其消息来源很有可能来自黃彥本人。因此，此史料出错的可能性也是很小。
那么，许志与《海国闻见录》谁的说法符合事实？笔者以为，唯一的解释应是当年荷兰强盗抢走过多口铜钟，后来其中两口奇迹般地重返佛国，只不过由法雨寺法泽主导的普陀山志仅记录了法雨寺铜钟回家传奇故事。
由此更可以看出，当年荷兰强盗给普陀山造成的损失是多么巨大。
咬口留叭就是噶喇吧
咬口留叭国在哪里呢？它与陈伦炯所说的噶喇吧是不是同一个地方呢？笔者作了进一步考证。
许志没说咬口留叭国在哪里。到了道光年间，法雨寺住持能仑在《法雨寺重铸铜钟记》一文中更是把咬口留叭国当成了荷兰：
“至国朝康熙四年，遭红夷蹂躏，而钟被载以去。仗我佛之灵，钟至彼国城门，顿然加重，舁之不动，乃弃之城外。”
其实噶喇吧就是咬口留叭，在今印尼爪哇岛，只是翻译名称不同而已。清代《重修台湾府志》对此写得最清楚：“咬口留吧（一作葛喇吧）在台海极西，水程二百九十一更可至。本爪哇地，红毛夺之。”
爪哇岛面积12.6万平方公里，人口约9313万，当今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岛屿，与舟山相距万里之远。
当时，爪哇岛是荷兰人在亚洲最重要的殖民地、大本营。大型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说，17世纪初，荷兰是海上第一强国。荷兰人东来，首先占据了爪哇岛，接着与葡萄牙争夺中国的澳门，被葡萄牙打败后，逃到澎湖，后来被明朝政府驱逐。1619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爪哇建巴达维亚城（今雅加达）。他们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对当地华侨进行灭绝人性的大屠杀。同时以爪哇为基地，入侵中国沿海。郑成功收复台湾，才使荷兰人又退缩回印尼。这就是荷兰强盗洗劫普陀山后把铜钟留在爪哇的历史背景。
其实，明清许多小说已提到过“爪洼国”。《水浒传》写到西门庆初次见到潘金莲:“回过脸看时，是个生得妖娆的妇人，先自酥了半边，那怒气直钻过爪洼国去了，变作笑吟吟的脸儿。”《红楼梦》第十回也写道，“金氏听了这半日话，把方才在他嫂子家的那一团要向秦氏理论的盛气，早吓得都丢在爪洼国去了”。
爪洼国就是爪哇岛，统辖面积可能更大些，明初洪武时曾经来朝贡。但是当时社会很封闭，一般人对异域的了解甚少，民间只是认为爪洼国这是一个非常遥远的地方，具体在何处大概都说不明白。
海上事务专家陈伦炯当然清楚噶喇吧在何处。《海国闻见录》附有南洋海图，标明噶喇吧就在今印尼爪哇岛。
回家的路为何不平坦
从许志记载来看，普陀山铜钟从爪哇回家的路也走得很艰难。雍正元年，铜钟即被从地下掘出。法泽“谋于所熟洋商，请归”，到雍正六年才被运至南澳。尽管南澳总兵许良彬“许为载回”，却又过了多年才回到普陀。这还是许良彬转托粤浙封疆诸大吏才办成。为什么普陀铜钟回家的路如此不平坦？
笔者注意到，这与其时刚好清政府严禁中国商民前往南洋贸易有很大关系。
康熙五十五年(1716)十月二十五日，皇帝发出诏谕：“海外有吕宋、噶罗巴两处地方。噶罗巴乃红毛国泊船之所，吕宋乃西洋泊船之所，彼处藏匿贼盗甚多。内地之民希图获利，往往船上载米带去，并卖船而回，甚至有留在彼处之人。”“朕意内地商船，东洋行走犹可，南洋不许行走。即在海坛、南澳地方，可以截住。至于外国商船，听其自来。”
康熙旨中所谓“红毛国”指荷兰，“西洋”则指西班牙，“吕宋”指今菲律宾，“东洋”是指日本；海坛即今福建平潭岛。诏谕严禁中国商民前往南洋贸易，闽粤海坛、南澳成为重要检查站。命东南沿海各省督抚“行文外国，将留下之人，令其解回立斩”。但荷兰、葡萄牙、英国等西方各国商人则听其自由来华贸易，中国商民只可以照常进行东洋贸易。
康熙此时严禁中国商民前往南洋贸易，与担心中国商民与荷兰等外国交往带来沿海危机有关。陈昂就向康熙上疏说：“臣详察海上诸国，东海日本为大，次则琉球，西则暹逻为最。东海番族文莱等数十小国，惟噶罗吧、吕宋最强。噶罗吧为红毛一种，中有英圭黎、干丝蠛、和兰西、大小西洋各国。和兰西最凶狠，与澳门种人同派，习广东情事。请敕督、抚、关差诸臣防备，于来入港之先取其火炮，另设所关束，每年不许多船并集。”
防范外国殖民者固然要紧，但严禁中国商民南洋贸易，却给沿海老百姓带来很大损失，许多有识之士因此反对。康熙末年，陈昂临终时对陈伦炯说：“滨海民生业尽在番舶，禁绝之，则土货滞积，生计无聊。未有能悉此利害者，即知之又莫敢为民请命。我今疾作，终此不言，则终莫上述矣!”遂遣疏命陈伦炯上闻。康熙去世后，雍正经过反复权衡，于雍正五年三月批准福建总督高其倬“复开洋禁”的奏请。这样，禁南洋至此开始弛禁。
这样看来，普陀山铜钟雍正六年被运至南澳，与此时才“复开洋禁”有关。而地方可能真正开禁还有许多反复，普陀铜钟又在南澳这一海上重要检查站滞留了几年，才再次启运回家。
舟山晚报（王自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