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下一度
夏寒
当寝室的温度达到摄氏40度时，我在电子字典中查到了绝对零度是摄氏负273.15度。床上，我伸着脖子，迎接下一阵风的到来；床下，女人们迫不及待地打着大包小包——我理解她们归家似箭的心情。然后，这些凯旋欲归的奥德赛们把大门一甩，一个和被八国联军蹂躏过的圆明园有的一拼的破败不堪的寝室，被挡在了她们的身后，我的面前。大一的最后一天，我依然在床上度过。
我的床是上铺，听说这是一个并不得喜的位子，学期开始初来乍到时，妈妈曾为此长吁短叹，痛心不已。但是妈妈毕竟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坚强女性，在痛斥了命运对我的不公后，她很快便意识到了作好年轻人思想工作的重要性，帮我深入分析了上铺的种种好处——干净，床前的那块地尽可以让下铺的去扫，而且，越是艰苦的环境，越能激发起我的意志。并辅以20世纪许多逆境中成才的伟人的实例增加说服力。颇有点“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意思。
你知道，妈妈是典型的中国当代城市中年妇女，没有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但是她同时具备了科学家的逻辑思维能力，哲学家的辩证分析能力和伟大革命导师的乐观主义精神，这是她和一般中国妇女的不同之处，也是我这么多年来一直奉她为祟拜偶像的原因。
这可能和爸爸入党，投笔从政后经常去作一些报告，耳濡目染有关。其实爸爸以前是个小有名气的诗人，要划分其类型的话，可以归为婉约派诗人。只是当今中国诗坛太不景气，诗集出得其实不算少，但基本上都放在书架的角落里，偶有几本有点影响力的，还大都是女人写的。你知道，现在的中国人都躁得个要命，每个人都在拼命赚钱，出国，拿那个什么绿绿的卡，没有人来买你朦胧诗里铺天盖地的省略号的账了——你他妈有话就讲出来呗，不要像个娘们似的像挤牙膏一样不挤还不出来；更没有像当年江南四大才子之类的有事没事就聚在一起饮酒作诗的格调和时间了——我老爸不是比尔.盖茨，干点实事吧，挣点钱买面包。大家都过得越来越实际了，市场经济嘛。有几位熬了一辈子总算是那么回事的，就想上点文化层次了，无奈已经没有了欣赏诗作的水平，于是买了几张精致的书皮放置到红木书架上，以供来客观赏。
虽然几乎每个诗人都认为自己已经超脱到了不食人间烟火的一定境界了，但他们毕竟是食人间烟火的，照样是要吃喝拉撒睡的，一顿不吃还是会饿得慌的。而且你知道，在当今越来越蓬勃发展的实用至上的市场经济环境下，没有哪个出版商会拉着你的手说：“虽然我们知道这本书是卖不出去的，但是为了点燃中国诗坛的新世纪希望，我们还是决定出版你的诗集！”于是诗人们一边感慨生不逢时，谩骂这世界是“一片黑暗的精神荒漠”，一边寻思着下一条出路以满足他们并不高的物质欲望。
爸爸在对现实世界抒发了许多不平，心灰意冷后，进了市政府，用他的笔干起了一样很有前途的职业——写论文，而且一写就是十年。这就是我妈妈虽然是个普通的中年妇妇，但仍具备了很高的政治觉悟的原因。
其实对比起男人来说，女人绝对是一种聪明的动物。男人和女人在一生中都会订下很多的目标，但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女人总是懂得怎么样让自已拥有满足感，所以她们的目标是挺小的，但是也是绝对现实的，比如体重减少了两斤,早上受到了上司的褒奖就能让她们有相当的成就感，并订下下一个可能挺容易实现的目标。因此，女人的一生相对多姿多彩，而且活得轻松又有持续不断的虽然是自封的成功感。男人则不同，他们才不要玩那种“小女人的把戏”，可能每个男人都认为他们一生下来就是那个时代的历史创造者，就是被上天降于大任的那个人，于是穷其一生为他们的伟大理想而上下求索。但是能达到男人意义上成功概念的毕竟在少数。摊开整个二十世纪，除了爱因斯坦之类，还真没有所谓成功的。远一点的如邱吉尔，可能会因为二战后的不得志而抱怨祖国的人民居然是那么一帮过河拆桥的人，而近的像克林顿的，怪只能怪他是个情种。男人会说女人喜新厌旧，胸无大志云云，其实男人的失败就在这里，想想看，偌大一个中国，人口十几亿，要没有点阿Q精神，起码有十亿的人是要弄出个郁闷病来的，那可就天下大乱了。
现在继续我和我的床的话题。为了培养和这张要相濡以沫四年的铺位，我在一路安慰妈妈上了归家的火车后，便爬上了床。谁知道一上去，我便爱上了它。我经常靠在墙角，身披一条毯子，向下俯视，一览众女人小。只要我保持沉默——而这点是我最擅长的，便没有卷入各种纷争的危险。如果有交流的必要，她们对我处在瞻仰的状态中，我便会产生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无意间增加了我的优越感，能弥补一点笨嘴拙舌的劣势。
以前，杰瑞总是说我这个人太逃避现实，而且相当自我。我知道这是比较好听的说法，换句话说，就是骂我不但自闭，还太把自已当回事了。其实，天地良心，我这个人是相当低调的。我只是对于和人交流有一种天生的恐惧感而已。你是不是也经常会有这样的体验，虽然你和你面前的人说的都是中国话，但是彼此间却听不懂对方表达的究竟是什么意思，就好像双方来自于两个不同的星球。比方说，有一次我对爸爸说我要和一个同学去看电影，他却牛头不对马嘴地问我对方的期末考试第几名，让我觉得莫明其妙。很多时候，我都不能确定对方究竟想听到什么，于是我经常保持沉默。所以我觉得，相比较而言，哑巴是最不痛苦的一种残疾。不管怎么说，杰瑞的评价总算是出于本意，毫不矫情。
杰瑞是我的高中同学，其实我在高中以前就知道他了，因为他是隔壁班上的，有时候我可能会多看他几眼。你不能因此就说我是单相思，在比较童真的中学时代，篮球队的人一般会比较醒目一点。其实没事的时候我也常会对贝克汉姆，基努，里维斯之类的面部轮廓作个透视分析什么的，只是个胜于无聊的消遣而已， 并不存在多少感情色彩，要不然我就是一个超级女色魔了。人总要有一个消磨时间的方法，你说呢。我说他是篮球队的并不是指我常常像那帮啦啦队的一样追着人家看比赛，我注意到他是因为有一天碰巧看到他把一只篮球在食指上不停地作圆周转——就是流川枫经常玩的那个动作。不知道为什么，看到这个动作我心里特别舒服，可能我觉得这才是一个人和一只篮球的最完美的搭配。那天放学后，我就买了一只篮球回家转了起来。
后来和杰瑞同班的时候，我把他带来的篮球放在手指上转——那时候我已经苦练两年了，虽然我不会三步上篮，但我能让篮球在我的食指上停留十几秒，他起先非常惊讶，但马上又把我定性为一个不务正业的人——开发一样东西的次要价值。我才不在乎，因为在我眼里，这就是篮球存在的全部价值。当然我没有告诉他我是如何挖掘出这个价值的，我不能让我面前的人有过份的优越感，不然的话我会自卑的。
而现在唯一能在我面前有优越感的可能就是我的床了。
由于我对它有着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因此我从不轻易下床。由于我大学一年级几乎4\5的时间都花在了床上，所以一上我的床就会有一种家的温馨感，因为上面几乎有所有的居家用品：书啦，随身听啦，纸巾啦，衣服啦，饼干啦，总之你能双脚不沾地就过上挺幸福的生活。我不明白那些有洁僻的人怎么会那么没情调地用“狗窝”这种没品的字眼来形容它，狗窝是脏，还臭，可以随便拉屎拉尿，而我只不过没把床弄得好像随时要迎接宿管科的来检查卫生的那种一点都没有人情味的冷冰冰的样子。不过一张床的面积和功能毕竟有限，为了给自已的身体更大的空间，我把被子给撤了。
室友们友好而含蓄地提醒我：女孩子，特别是像我处于这种介于女孩和女人之间的尴尬年龄的，是不应该这么，这么——不拘小节的。我向她们的善意抱以深深的感激：放心，要不是这里是女生寝室，我是不会这么肆无忌惮的。然后就一边听随身听，一边写一些七零八落的句子，嘴里不停地嚼着软糖——我的床上还常年备有一种软糖，因为我发现软糖能刺激我的脑细胞运转，运气好的话能突然擦出一星灵感。
我总是在写句子。可能也是因为我软糖果吃得太多，脑细胞运动过于活跃致使灵感泛滥，经常会有一些句子一时间毫无预兆地铺天盖地而来，我笨拙的笔头一时方寸大乱，竟然失去了把它们全部捕获的勇气，因此也就没有了使之装配成一篇文章的耐心。于是只能为那些转瞬即逝的，有可能成为不朽的，但还没出世便扼杀于我的头脑中的句子作悼词一首：“曾经有一个伟大的句子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可是我没有把它记下来，等到连一个标点也不剩的时候才后悔莫及，人世间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此。如果我的软糖能够再给我一句句子的灵感，我会对我的笔说三个字——记下来。如果非要在这个记录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是——下一句！”
由于我的手始终抓不住我过于天才的灵感，到了后来，我干脆扬长避短，把写句子进化成了想句子。所以我经常一动不动地朝正前方瞪着眼睛——我想专注地想问题时就是这副德性，似乎在数空气里漂浮的尘埃。杰瑞说，我的生活态度相当消极。我对他说，我们两个彼此彼此。他建议我们俩都去学哲学。
其实，以前我是写句子的，不但写句子还写得出文章——确切地说，应该是作文。师命难违，你知道。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从小就给老师造成一种错觉，似乎我是个很爱写作文的小朋友。可能是因为我的名字的误导。我的名字是我爸起的，谢文章。你千万别以为我爸在我刚一出世时就期望我在文学的天空中一飞冲天，成为未来的简.奥斯丁，或是玛格丽特.米切尔什么的。作为一个爬格子领域的过来人，他是绝不希望我们家两代人都从事这种在发家致富和光宗耀祖这两大择业标准上都机率极小的职业的。所以他主我学国际经贸，也不管我是否有理财能力。况且他也不喜欢我的文章，说我写起文章来罗里八嗦，总是“你知道”，“你知道”的，好像谁真的知道我似的，人家在弄明白怎么回事之前早耐不住性子走掉了。我解释，这三个字只是在我灵感泛滥时来的一个缓冲的把戏。
继续谈我的名字。你知道，在我出生的时候，爸爸还是个极具幻想力的诗人。他姓谢，妈妈姓张，于是浪漫劲一上来就想把我叫“谢吻张”，但是诗人另一大特点就是含蓄，特别是婉约派诗人最忌直露，太直露了影响艺术效果，会缩小读者的相像空间。于是我就成了“谢文章”。可悲的是，我的小学语文老师并不知道我的名字还有这段罗曼蒂克的历史，更糟糕的是，她对我爸的大名还略有耳闻，只道他让我尽快继承他的衣钵，于是善解人意的她对我栽培有加，经常和我探讨一本名为《小学生作文选》的期刊。你知道，小孩子的心灵是最容易被春风化雨的，那么小的我怎么经得起老师如此的恩宠，真是受宠若惊，自感高出了别的小朋友一头，一心扑在了作文上，不时地制造出“今天，亲爱的妈妈带我去公园里玩，我一边吃冰淇淋，一边和小朋友们坐小火车，路边的小花小草们朝我们招手，好像在说：‘我们的祖国变化真大啊！’”之类的包含多种修辞手法的雅俗共赏的句子，令老师欣慰不已。于是不断鼓励我参加校，市，省不等的作文比赛，我当然不会辜负老师的厚爱，经常捧回些一二三不等的奖状。爸爸对此却是不置可否，只是常常提醒我数学卷子上的分数越来越少了。
总之，后来我的档案上记入了以下的文字：“此生，酷爱写作，多次能参加各级作文比赛并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为学校争得了荣誉……”就像是有了惯性似的，从小学到高中渐渐形成了一个规律：凡有作文比赛，必定有我的一个名额。于是，我就在七月份歌颂党，十月份赞美祖国；九七年迎接香港回归，九九年盼望澳门归来。几年下来，已是熟谙各种科班作文之道，也算在主流学生作文界中小有名气。最出格的是在高中，又一位自认伯乐的语文老师把我推上了校文学社社长这个烫人的位子，让我如坐针毡。
他是个干瘦的——我不知道应该称他为男人还是老头，因为他正处于知天命之年，这个上有老下有小相当复杂的年龄，五十岁的人，处处经历过，事事实验过，该成功也已成功，该失败也失败了。他说他知道我爸爸——真没想到爸爸曾经有那么大的影响力，我真该替他感到无比自豪了。
——我拜读过你爸爸的大作啊。在那时候真是难得的作品啊。
——哦，是吗！
——那你爸爸现在还……？
——他现在转型开始研究古典文献了，然后写写论文什么的……
——上年纪的人了，都会做些总结性的工作了。……当年，哈哈，我年轻的时候，也和你爸爸一样搞过一段时间的创作呢！
——哦，是吗！
——当时年轻，不知道怎么想的，居然写了一本散文集子，叫……叫《墙角里的蛋》，不知道你爸爸是不是碰巧看过……
——哦，《墙角里的蛋》嘛，我知道的，挺早的书了吧，小时候听爸爸提过的……
他显然已经陷入了美好的回忆中。
杰瑞曾经告诉过我，老师以前是个胆汁十足的愤青——怪不得他给书起了个这么愤世嫉俗的名字，花了他大部分的年轻的胆汁熬出了一本美文集之类的东西——应该就是那个什么蛋了，却并没有引起渲然大波，便不在文学界混了，转而写起了论文，一心扑在了学术研究中。看来他比我爸爸还早衰，还没上年纪就开始做“总结性的工作”了。
总之，在从小学到高中的语文老师的不断栽培下，高三毕业时我已经完全掌握了各种八股文的精奥，在对付从比赛到考试的大大小小的作文上已是达到了一定的境界，颇有一番心得了。此时要是我去著一本《八股文之完全高分手册》之类的东西，必定能在国内相当可观的对文学并无想法而在提高作文分数上已是欲火攻心的消费群中引起一阵抢购狂潮。
不过由于牛顿第二运动定律（惯性定律）的作用，现在提起笔来就是“彻底打击李洪志之歪理邪说”，“批判李登辉之‘两国论’之类的火药味十足的战斗檄文，弄得我自已相当紧张。于是考虑转型。虽然爸爸反对我走他的老路，但我毕竟要继谢家的香火，所以尝试写诗。
于是，我第一首诗：“冷漠/强奸着城市/我们/钻进茧内/死于/摄氏零下273.15度。”写完后，我被自已吓了一跳，我怕被校方误会我有自由落体的倾向，于是在还没干这个不知有没有前途的事业前就冼手不干了。虽然我这一举动可能使中国诗坛失去了在二十一世纪初复兴的机会，但我知道爸爸很是舒了一口气。
然后我就一直落魄地想着句子。
前两天随手买了一本少女杂志回来还没来得及看，现在，我似乎觉得我这颗聪明的大脑还没有到擦出智慧句子来的时候，于是，就拿起那本还没来得及看的少女杂志。一篇讨论初恋和颜色关系的文章。它一开始说初恋是蓝色的，后来又说是火红色的，再过了一会说是灰色的，到了最后的总结陈词定为了黑色。估计作者可能刚刚经过一段失败的恋情，正处于一种色乱状态，还不能把两眼定于一点看东西。
也许文章有魔法吧，稀里糊涂的东西，把原本灵光的脑袋搞成了一锅热粥。于是我拼命地想像在摄氏负273.15度的冰天雪地的情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