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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士敦：不再礼拜来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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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雅士与普陀山
末代皇帝宣统的英文老师庄士敦（1874～1938）在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和民国二年（1913）曾两次到普陀山考察。庄士敦原名雷金纳德·茀莱明·约翰斯顿，中文姓名庄士敦，字志道，取《论语》“士志于道”之意。作为“帝师”，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 “中国通”，虽然长相上是蓝眼睛、高鼻梁的洋人相，但他满口十分流利的“京语”，平时一概穿大清朝服，行大清礼节，崇尚儒家思想。庄士敦在1894年毕业于爱丁堡大学。后进入牛津大学玛格德琳学院学习，主修现代历史、英国文学和法理学并获学士学位。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他被英政府派往香港，先后任辅政司助理和港督卜力的私人秘书。从此，庄士敦以学者兼官员的身分在华工作了34年。
光绪二十七年（1901），庄士敦以 “林绍阳”的笔名在伦敦出版了《一个中国人关于基督教传教活动向基督教世界的呼吁》一书，指责基督教会传教士试图改变中国社会的做法等，引起英国宗教界的猛烈抨击，称他为“古怪的佛教徒”。光绪三十年（1904），经骆克哈特推荐，庄士敦被英国殖民部派往威海卫，先后出任政府秘书、正华务司和南区行政长官等要职。他原先是信仰基督教的，到了中国后开始兴趣于中国佛教。他为此阅读了大量的佛家经典，并遍访中华名山宝刹，与众高僧、法师探讨研究佛教理论的玄奥和释典的妙谛，从此不再到教堂作礼拜。他还特别爱好出外旅游，光绪二十八年7月，他先后穿越中国云南和越南，然后又到缅甸考察；三十二年（1906），他沿长江而上去了四川、西藏；三十四年（1908），他到了五台山、九华山、普陀山等地，主要任务是考察佛教圣地，为他研究佛教理论了解和搜集第一手基础资料；民国二年（1913），他又一次走上了最终一站为普陀山的旅行，研究观音文化。在此期间，他根据沿途的实地考察写成了 《从北京到瓦城》《佛教中国》等书，对佛教赞扬备至。庄士敦认为：“中国之安内攘外，不在……所以又产生了一种说法，就是说只有中国的儒家思想与佛教思想相结合，方能彰显中华民族文化之精髓，才是拯救世界未来的良方……”由于他两次上普陀山礼佛，因而引起一些在中国的 “洋人”的猜疑，说他去普陀山是为日后出家当和尚做准备的，说法很多。赵毅衡在《我的老同事庄士敦》一文中提到：“……例如他早年在威海卫去佛庙烧香，在华西方人就说他准备辞职到普陀山出家做和尚，甚至说他已经受过戒。”（摘自《万象》2001年9月），当然这些只是说说而已。
民国七年（1918），浙江鄞县绕虎桥村人、1914年任国务卿的徐世昌（1855～1939年）因要出任民国大总统，而不能继续为失去权力而仍保留帝号的溥仪 （1906～1967年）当老师。为适应溥仪有朝一日东山再起、重新执政的需要，徐世昌等人决定为溥仪挑选一位教授欧洲宪政知识和英语的老师。经清末大臣、洋务派和淮军首领李鸿章 （1823～1901年）的次子李经迈（1876～1940年）推荐，徐世昌总统代向英国使馆交涉，民国七年（1918）8月2日，庄士敦成为溥仪的 “帝师”，到民国八年（1919）2月，庄士敦处理好威海事宜赴京，正式开始了“帝师”生涯，这一年溥仪刚好14岁，而庄士敦已45岁，他被溥仪称为“苏格兰老夫子”。庄士敦是中国几千年帝王史上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具有“帝师”头衔的外国人，英国政府在其离开威海前，授予他“高级英帝国勋爵士”勋章。溥仪赐他头品顶戴，“御书房行走”等职。民国十九年（1930）10月1日，庄士敦代表英国政府参加了威海卫归还仪式后卸任回国。民国二十三年（1934）出版了《儒家与近代中国》。他还撰写了《佛教中国》、《狮龙共存威海卫》、《紫禁城的黄昏》等有关中国的著述。从1931年到1937年，他在东方学院任汉学教授，还曾当过当代中国文学大师钱钟书的老师。
末代皇帝宣统的英文老师庄士敦（1874～1938）在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和民国二年（1913）曾两次到普陀山考察。庄士敦原名雷金纳德·茀莱明·约翰斯顿，中文姓名庄士敦，字志道，取《论语》“士志于道”之意。作为“帝师”，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 “中国通”，虽然长相上是蓝眼睛、高鼻梁的洋人相，但他满口十分流利的“京语”，平时一概穿大清朝服，行大清礼节，崇尚儒家思想。庄士敦在1894年毕业于爱丁堡大学。后进入牛津大学玛格德琳学院学习，主修现代历史、英国文学和法理学并获学士学位。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他被英政府派往香港，先后任辅政司助理和港督卜力的私人秘书。从此，庄士敦以学者兼官员的身分在华工作了34年。
光绪二十七年（1901），庄士敦以 “林绍阳”的笔名在伦敦出版了《一个中国人关于基督教传教活动向基督教世界的呼吁》一书，指责基督教会传教士试图改变中国社会的做法等，引起英国宗教界的猛烈抨击，称他为“古怪的佛教徒”。光绪三十年（1904），经骆克哈特推荐，庄士敦被英国殖民部派往威海卫，先后出任政府秘书、正华务司和南区行政长官等要职。他原先是信仰基督教的，到了中国后开始兴趣于中国佛教。他为此阅读了大量的佛家经典，并遍访中华名山宝刹，与众高僧、法师探讨研究佛教理论的玄奥和释典的妙谛，从此不再到教堂作礼拜。他还特别爱好出外旅游，光绪二十八年7月，他先后穿越中国云南和越南，然后又到缅甸考察；三十二年（1906），他沿长江而上去了四川、西藏；三十四年（1908），他到了五台山、九华山、普陀山等地，主要任务是考察佛教圣地，为他研究佛教理论了解和搜集第一手基础资料；民国二年（1913），他又一次走上了最终一站为普陀山的旅行，研究观音文化。在此期间，他根据沿途的实地考察写成了 《从北京到瓦城》《佛教中国》等书，对佛教赞扬备至。庄士敦认为：“中国之安内攘外，不在……所以又产生了一种说法，就是说只有中国的儒家思想与佛教思想相结合，方能彰显中华民族文化之精髓，才是拯救世界未来的良方……”由于他两次上普陀山礼佛，因而引起一些在中国的 “洋人”的猜疑，说他去普陀山是为日后出家当和尚做准备的，说法很多。赵毅衡在《我的老同事庄士敦》一文中提到：“……例如他早年在威海卫去佛庙烧香，在华西方人就说他准备辞职到普陀山出家做和尚，甚至说他已经受过戒。”（摘自《万象》2001年9月），当然这些只是说说而已。
民国七年（1918），浙江鄞县绕虎桥村人、1914年任国务卿的徐世昌（1855～1939年）因要出任民国大总统，而不能继续为失去权力而仍保留帝号的溥仪 （1906～1967年）当老师。为适应溥仪有朝一日东山再起、重新执政的需要，徐世昌等人决定为溥仪挑选一位教授欧洲宪政知识和英语的老师。经清末大臣、洋务派和淮军首领李鸿章 （1823～1901年）的次子李经迈（1876～1940年）推荐，徐世昌总统代向英国使馆交涉，民国七年（1918）8月2日，庄士敦成为溥仪的 “帝师”，到民国八年（1919）2月，庄士敦处理好威海事宜赴京，正式开始了“帝师”生涯，这一年溥仪刚好14岁，而庄士敦已45岁，他被溥仪称为“苏格兰老夫子”。庄士敦是中国几千年帝王史上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具有“帝师”头衔的外国人，英国政府在其离开威海前，授予他“高级英帝国勋爵士”勋章。溥仪赐他头品顶戴，“御书房行走”等职。民国十九年（1930）10月1日，庄士敦代表英国政府参加了威海卫归还仪式后卸任回国。民国二十三年（1934）出版了《儒家与近代中国》。他还撰写了《佛教中国》、《狮龙共存威海卫》、《紫禁城的黄昏》等有关中国的著述。从1931年到1937年，他在东方学院任汉学教授，还曾当过当代中国文学大师钱钟书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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