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回眸 潘国钧 黄云隆

    近现代的沈家门，既是万舟云集的渔港，又是百业兴旺的商埠。在商品流通领域中，渔产品输出当然遥遥领先，第二位则当推粮食业的购销。粮食业早年只是单一的大米买卖，所以民间习惯称米店，后期虽有综合性粮店，但多沿用老名称，其招牌多是“某某米店”、“某某米行”，少数是“某某粮店”、“某某粮食店”。
                           粮食市场的兴与衰
    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海疆平定，四海统一，“海禁”开放，各地渔船纷纷来舟山捕鱼。那时渔民所需粮食大都从家乡带来。嘉庆年间(1796~1820)，有船只运销鱼货至长江下游和本省各港口，运回来大多是大米，在沈家门渔港或渔场进行船船交易。据《沈家门镇志》记载：“清道光年间(1821~1850)，邑人在宫墩捐建存仁善局，常年经费由沈家门米行及闽商认捐，公举董事会管理。”说明当时粮食市场已经形成，并有相当实力。又据《舟山市志》粮油篇记载：“道光至同治年间，沈家门泰巽米行、城道焦福林、东沙源丰米店先后开业，经营食粮。”再据《沈家门镇志》载：“光绪三十三年{1907)，沈家门‘市肆骈列，海物错杂，贩客麇至’，商业渐兴。”其中必含粮食业。
    民国初，有船从台湾运入大米、面粉。民国九年(1920)，沈家门有粮食座商泰巽、同泰、乾顺、人和、同和、泰丰、增和、和立、同源泰和顺祥等10家。民国二十七年(1938)，有专业粮店20家，渔栈兼营45家，米摊10余家，代理行7家(参照《普陀县志》、《沈家门镇志》)。粮食业相当繁荣。
    1939年6月，日军侵占沈家门，粮食改由上海方向调入为主，粮源减少，粮价急剧上升。据1940年2月3日上海《申报》报道：“(定海)米价每石(75公斤)自18元涨至32元，沈家门更涨至38元。贫民因冻饿毙命者日计数起。”在日军统治期间，沈家门居民凭户口簿买粮，要搭配变质玉米和烂番薯干。当时流传着：“吃吃野菜六谷糊，做做皇军汽车路，天天拉肚出屁股，性命捏在日军司令部”的民谣，反映了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情景。
    1945年8月，日军投降，抗战胜利，沈家门渔业迅速恢复和发展，粮食市场亦步亦趋紧跟而上：老粮店焕发潜在活力；
新粮店急起直追；米摊不甘落后；粮行代客买卖频繁；渔行栈纷纷抢道兼营；掮客们往返推销穿梭其间。来自象山、宁海和宁波等地的粮食源源不绝。粮食加工开始以机械为动力。供应由过去单纯的“早籼”、“晚青”，改变为大米多品种和豆类等。沿东、西滨江路及龙眼路（三处今均为滨港路）一线，百步一摊，廿步一店，合起来总共有近百家的粮店（行、摊），一片兴旺景象。
    这时，不仅30年代专业粮店基本恢复，而且又增加了仁和泰、台公顺、勤丰、台公胜、合益、聚兴和仁和等一批新粮店，这是沈家门粮食市场的鼎盛时期。
    然而好景不长，创伤甫治，人祸又起，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财政发生困难，于是滥发货币，出现通货膨胀，市场流通的法币不断贬值。一石大米价竟达千万元，买一石米，要背一面粉袋钞票。国民党政府妄图挽回垂危政局，于1948年8月以一元金元券换回300万法币，但仍无济于事。粮价一日数跳，粮店关门。同年秋，一天下午，众多粮店借口米的进价高于销价，纷纷提早打烊。而习惯于每天下午放工后买米回家的工人和小贩等，眼看买不到米，一家老小要挨饿。在无可奈何之下，被逼上“梁山”聚众打开泰丰米店大门，众民各自拿走可吃几餐的米。是年冬汛出现了五六百只渔船因断粮而无法出海捕鱼，停泊在沈家门港达五六天的情景。一波未平，一波又临，1949年夏起，大批国民党军队败退舟山，封锁了邻近舟山的各解放区港口，沈家门粮源受阻，人们仅靠冒着生命危险越过国民党封锁线运入少量粮食，这乃是杯水车薪。于是，粮食供应每况愈下，粮价飞涨，不少粮店闭歇，粮食市场黯然失色，一片萧条景象。
    直至1950年5月舟山解放，沈家门与大陆交通和贸易恢复正常，人民政府采取措施，采购调入大批粮食，由国家保证供应。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