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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山定海:五千年前的人类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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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海的历史可以回溯到距今五六千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那时候,定海已有人类定居,使用石头或兽骨制作的工具,从事农耕和渔猎。这是近二三十年来,文物工作者根据古文化遗址的诸多遗存经考证后得出的结论。

  1974年,白泉农民兴修水利,在东大田水稻田下开渠挖河。令白泉农民没有想到的是,他们这一挖,揭开了5500年前的文化宝库,解开了定海乃至舟山历史到底有多久的千古之谜。1975年5月,舟山地区文管组会同浙江省博物馆,组织考古人员到白泉进行古文化遗址试掘,距地表85厘米以下即为文化层,厚在10至35厘米之间。出土文物有磨制出来的长形石锛、舌形石斧、扁圆形石纺轮,以及陶釜、陶罐、陶鼎、陶豆和支座等。这些陶器以夹沙红陶为主,还有红灰陶和夹炭黑陶。有些陶器上面有纹饰,系为简单的绳纹、指捺纹和圆镂孔纹。据专家考证,这批文物属新石器时代,距今约5500年。与此同时,在白泉崇圣宫南下山头水稻田下,离地表70余厘米处发现一大片木桩建筑,沿山脚向南延伸,排列规整,长约100米,东西间距2.5米,南北间距4米左右。据专家考证,有可能是新石器晚期干栏式古房屋建筑遗存。接着,又在和合村高墩烧窑取土时发现大量红烧土坯、夹沙陶片、泥质红灰陶片及印纹硬陶片,纹饰有方格纹、回纹、方格米筛组合纹等,火候较十字路遗址发现的陶片为高,纹饰也更细致,属新石器晚期文物。

  两年后,在定海马岙,又发现规模更大的新石器时期遗址。马岙在定海西北部,其地形有些特别,在三面环山、一面临海的畚箕形盆地内,散布着99处高出地面1.3米至2.6米,大小不一的土墩,小的只有亩余,大的有几亩甚至十几亩。1978年,马岙乡大办砖瓦厂,取唐家墩的墩泥烧砖瓦。当墩泥挖到离地表四五十厘米处时,开始发现红烧土块和火候较低的陶器碎片。再挖下去便发现经过人工磨制的石器。挖泥的农民猜测该地可能有古代人住过,便将此情况反映到舟山地区文物管理办公室。当年9月,地区文物办会同省考古研究所对马岙唐家墩古遗址进行试掘。试掘的面积为10平方米,地层堆积层次鲜明:第一层为耕土层,厚18至20厘米;第二、三层为文化层,厚分别为88至94、48至53厘米。第二层土呈黄褐色,出土物有夹砂红陶片、木炭、兽骨和砺石等。第三层土呈深褐色,出土物有石斧、石锛、石簇和以夹砂红陶为主的陶釜、陶鼎、陶鼎足等,还有猪骨、鹿骨和各种贝壳。此后,又试掘了樟树墩、圆子墩、长墩、小柏树墩、大柏树墩、杜蜂墩、小墩、安家墩、高家墩、四架墩、五四大墩、双珠墩、荷叶墩、唐家坟墩、支家墩、仙人墩、火烧墩、田螺墩、蒲瓢墩、六亩墩、船厂墩、过路墩、柳树墩、庄家墩、青兰墩共29处。其中属新石器时代遗址12处,商周时代遗址8处。共采集到出土文物500余件,其中新石器时期文物300余件。出土的文物中,石器有斧、锛、簇、砍砸器、刮削器、凿、犁、镰等,通体磨光,制作精细;陶器有釜、鼎、罐、盘、豆、壶、纺轮等,以夹砂红陶为主,少量泥质灰陶和夹炭黑陶。陶器纹饰以素面为主,也有绳纹、弦纹和划纹。其中一件等腰三角形石犁器型特大,长达68.5厘米,尾宽47厘米,厚1.8厘米,用页岩磨制,两腰有刃,上下、左右钻孔,用于绑缚木柄,底部中间有一道8厘米宽绑缚木柄的痕迹。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从出土的陶片中常能找到稻谷壳的痕迹,遗址中还有大量蛏、蚶之类贝壳和各种兽骨。可以想见,定居在马岙的先人们已经脱离了刀耕火种的耕作方式,进入了锛耕和犁耕阶段。他们一边用石器耕作,种植水稻;一边用簇、凿和各种砍砸器、刮削器进行渔猎。打来野兽,捕来鱼虾,拾来各种贝类充作食物。他们用陶釜、陶鼎烧东西吃。用陶纺轮和兽骨制作的针纺制衣服。他们创造了具有鲜明海岛特色的稻作渔捞文化。

  白泉十字路和马岙唐家墩等处古文化遗址的发现,不仅说明舟山的历史至少可以上溯到距今五六千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还以铁的事实证明,舟山的古文化遗址跟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余杭良渚文化是一脉相承的。河姆渡文化和良渚文化的发现,说明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一样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发祥地,这古文明的发祥地也应该包括我们舟山定海在内,定海的文化是大陆史前文化的一部分。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以河姆渡文化为例,与白泉、马岙开挖出来的文物作一比较。河姆渡遗址的发现较白泉十字路早一年。我国考古工作者于1973、1977年先后两次对河姆渡遗址进行挖掘。开挖出大量人工栽培的稻谷以及用于稻田耕作的骨耜、木耜之类农耕工具。经碳-14测定,这些遗物距今7000年左右。同时还发现大量石、骨、木、陶等质料制成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品和装饰品。还有一项重大发现是干栏式古民居建筑遗迹,有残存的木桩和各种榫卯结构部件。所谓“干栏”,是一种传统的住房建筑,如今在我国南方还能看到。这种房屋一般分两层,用木头或毛竹作桩柱,上层有墙,墙和楼板也用竹、木制成,下层多无遮栏,顶上盖杉树皮或茅草。上层住人,下层圈养牲口和放置农具。这种干栏式古民居建筑遗迹在白泉崇圣宫遗址也发现了,同时出土有石锛、石斧、石凿等。据专家考证,这些都是砍削树木用的,是建造干栏的代表性工具。白泉、马岙出土的众多陶器、陶片跟河姆渡第二文化层出土的夹砂灰红陶、泥质红陶、泥质黑陶、泥质灰陶相类似。陶器的造型,如釜、鼎、罐、豆等也相似。还有陶器上面的花纹,同样都有绳纹、弦纹、划纹等。河姆渡出土大量稻谷,而马岙出土的陶片有稻谷痕迹,同时伴有可供农耕的石制工具。所不同的是,舟山先民除了耕作和狩猎,还从事海洋捕捞,较大陆先民多了一项渔捞,这是海岛地域环境所决定的。这一切都说明舟山古文化与河姆渡文化有着血缘关系,舟山的古代文明跟长江下游吴越地区一样辉煌。

  马岙唐家墩和白泉十字路的考古调查报告在1983年第一期《考古》杂志上发表后,引起中国考古界的兴趣和关注。据专家考证,马岙出土的粘在陶片上的稻谷距今5300至5700年,比河姆渡出土的稻谷迟千余年。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杭州大学教授、我国著名考古学家毛昭晰亲自到马岙调查考察。1986年,他去日本讲学时,向日本专家详细介绍了在马岙的调查结果,并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表明他“日本的水稻栽培技术是从中国江南地区经舟山传入”的观点,在日本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1992年,以日本京都大学教授福永光司为团长、日本天理大学教授金关恕为副团长的“‘中日文化交流研究会’92江南学术调查团”等三批专家学者到马岙实地调查,为日本的稻作文化寻根。金关恕副团长在调查结束后说,到马岙考察收获很大,他认为“日本弥生期的稻作文化和马岙关系密切,很可能是由中国大陆经过舟山传到日本的。”1994年8月,毛昭晰教授再次来到马岙,同来的还有省考古研究所所长刘军、原省文物局副局长梅福根等专家学者。他们详细考查洋坦墩遗址发现的印有稻谷痕迹的新石器时代陶片,断定早在五千年前,马岙先民就有栽培水稻历史。当年10月,毛教授又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吴汝祚和省考古研究所王海明到马岙,又在很多出土陶片的表层发现稻谷痕迹,再一次印证了“日本的水稻栽培技术是从中国江南地区经舟山传入”的观点。在这次试掘调查中,还发现一片饰有不规则涡旋纹的印纹软陶片,专家认为这是良渚文化基础上的新发展,因为这种涡旋纹的纹饰,在河姆渡、良渚文化遗址均未见过。

  通过白泉、马岙等地的考古挖掘,说明定海历史悠久与长江下游吴越地区相仿。有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白泉、马岙的考古发现说明定海早在五六千年前就有人类定居,那么这些先人们是从哪里来的呢?对于这个问题,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意见认为,舟山群岛原与浙东大陆相连,东海大陆架是广袤的平原,很早以前就有原始人类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后来发生了海侵,海水渐渐将陆地淹没。人及部分动物本能地向高处转移,迁徙到海水淹不到的地方居住。在这漫长的迁移过程中,其中一部分人进入了江浙大陆,而另一部分人截留在舟山群岛。这些截留下来的人便成了舟山人的始祖。持这种观点者的理由是,处于新石器时代的人们没有造船技术,也没有航海本领,不可能从河姆渡那边渡过大海到舟山来。那时候的人,只会用简陋的工具凿制独木舟。这种独本舟只能在河渠里航行,要想越过大海是不可能的。另一种意见认为,舟山与大陆分离早在新石器时期之前,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只有通过舟船才可能传到舟山。虽然在距今五六千年之前人们的造船技术落后,且缺少航海经验,但也不排除有敢于冒险的人乘着潮水和风向顺的时候横渡大海,沟通舟山与内陆间的联系。这种意见的持有者还有条很硬的理由:要是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无法越过大海传到舟山来,那么专家学者提出的“日本的水稻栽培技术是从中国江南地区经舟山传入”的论点岂不是也要被否定?学者王心喜在《海交史研究》1987年第二期上发表论文《江南地区远古居民航海渡日本试论》一文中十分肯定地指出:“古代中日之间的海路交通,从河姆渡文化和绳文化时代起就已经开始了;换言之,中国海上交通史,将可上溯到6000~7000年以前,比文献记载的汉魏时期,提早3400~5000年时间。”照此说法,新石器时期,舟山与内地之间的交通往来完全有可能。两种意见究竟哪一种正确,尚待进一步研究、考证。可以肯定的是,定海,乃至整个舟山,历史之悠久,文化之丰富与内地相比毫不逊色。

  从采掘出来的文物看,除了新石器时期的石器、陶片等物外,还有有史以来历朝历代的种种器物。马岙古文化遗址中面积最大的凉帽篷墩,文化层厚达3米,出土文物持续时间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延伸到唐宋时期,共有近百件。姑娘坟墩遗址出土的文物中有唐代的铜镜和钱币。瓦爿墩和庄墩为商周时代的文化遗址,出土大量商周时代的陶瓷碎片,还有一件青铜器。在白泉苦竹岭和下山头遗址,发现战国时期的青铜削、西周的青铜锛和晋代的青瓷蛙形水盂。在光明窑厂、潮面等处发现五代的青瓷莲花高足盂、西汉玉璧和其他文物。白泉还出土大量的古钱币,其中多为“开元通宝”,也有几枚“乾元重宝”。这些文物与史书记载相印证,说明定海历史自新石器时代至今一直绵延不绝。

  南宋绍熙元年(1190),县令王阮撰《昌国志》,首开定海修地方志先河。迄今为止,共修志20部,现存8部。使定海的历史有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文字记载。定海穿越了漫长的历史隧道,文化积淀深厚,鉴于此,1991年9月,被浙江省文化厅、浙江省城乡建设厅命名为浙江省首批历史文化名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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