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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家天下”的皇朝统治者眼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老子在这块土地上可以率性而为。历史上，朝廷只知道征税、征兵。至于草民百姓活得好不好，靠什么填饱肚子，是很难进入朝廷视野的。皇帝老子喜欢建宫殿、扩疆域，文征武讨，也只为满足个人的欲望或出于皇朝自身的利益。无论结果如何，埋单的总是草民百姓。当然，新帝即位伊始，还是要作一番秀的，比如颁道诏令“大赦天下”，或是数年“轻徭薄赋”，便是皇恩浩荡，山呼万岁了。几千年来，中国的农民也始终被束缚在这块土地上，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打响。
   鸦片战争实在是一柄双刃剑，它斫伤乃至摧毁了皇帝老子的大国尊严，刺痛了国民的心灵和肉体，但同时也开启了上至精英下至草根通往海外的门路。大批的中国人开始从通商口岸涌向世界各地。据有关记载，仅舟山就数以万计。他们中，更多是传统意义上的本土破产渔农民，带着无奈和梦想，从祖先流浪的最后一站——故乡出发，踏上茫茫海路，成为欧洲发达国家航运业的海上劳工，开始新的漂泊。这同样是一条非官方的、民间自发形式的求生之路，是一次生死难卜、布满荆棘和血泪的生存突围。

   “民以食为天”，这是草根生存文化的最高准则。我们在本文中所回顾的，便是草根英雄引领以血缘和地域关系组成的海岛渔农民族群，开始海外谋生的艰险之旅……
   1 木匠生的上海饭庄——一个通往国际船务的中转站
   木匠生大名沈阿生，普陀荷花金家桥人，与民国时期国学大师马涯民是同乡。沈家兄弟6人，他是老大。传统意识中，长子总有更明显的父性特征和更深的宗族观念。时清朝内忧外患，加上西方商品缓缓的不断地冲击，使脆弱的小农经济很快走向崩溃的边缘。生存危机迫使农民寻找新的出路。为了摆脱整个家族的生存困境，年轻的木匠生只得离乡闯荡上海滩，并成了实际意义上本土乡民进入国际船务行业中介的始作俑者。
   木匠生最初是如何在上海滩站住脚跟的？他是依靠自己的手艺挣下一份家业，还是机缘巧合偶然发迹？我们已无从详考。他留给我们的印象，是一个晃动在旧上海社会舞台上长长瘦瘦的虚幻身影。在社会动荡、世道混乱的年代，他的血质中仍然保留了乡土文化中的优良品性:为人豪爽有侠气，古道热肠，轻财重义，并自觉地承担起了为破产乡民开辟海外生路的责任。
   当年，木匠生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后，开始实施起他的“海外就业帮扶工程”。他在上海提篮桥下的国际客运码头（虹口区梧洲路199弄56号）开设一家三幢二层楼的饭庄，专供前去投靠他的乡党亲友落脚，为那些暂时没找到工作或身无分文流落街头者，免费提供食宿、介绍工作等帮助，这些栖身饭庄的失业乡民，在木匠生的全力帮助下，大多都能如愿谋到一份工作。
   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使中国门户大开，外国轮船大量涌入。19世纪60年代起，英美等国商人在上海设立轮船公司，继而德法等欧洲国家及日本商人也纷纷来沪开办轮船公司。原由中国人经营的沙船行，因不堪外国轮船公司的挤压和竞争，业务渐趋衰落，陷于破产倒闭。外国轮船公司以低廉的价格从上海、香港等地招募中国工人上船干活。早期的海员大都来自失业船工、流入城市的破产渔民、农民和手工业者，他们在船上干的是生火、水手、舵工、铜匠、侍役及厨工、杂工等活，工作繁重，劳动条件恶劣，收入微薄。但不少船员上船后，因刻苦学习，迅速掌握了操船的基本技术。
   木匠生通过一个人称“朱先生”的涉外船务买办朋友，先后将前去投靠他的24名乡民，介绍到“蓝烟筒”和“红烟筒”等英美各国油轮工作。而他对这些海员从不索取回报，如果谁挣了钱，愿意付饭钱的，收一点，多少不论。没挣到钱的，就免了。他还时常关照那些撑外轮的乡人说，海外挣钱不易，莫赌莫嫖，到哪都要记着有家乡老小盼着念着你。拳拳之心，溢于言表。一个乡民在海外沉湎声色弄得身无分文，回来后自知愧对木匠生，就说，“在你家吃饭几年没付饭钱，撑船挣的钱也花光了，没别的谢你，我一个女儿给你做儿媳吧。”木匠生生气地教训他：“你饭钱也别付了，嫖赌也别去了。你要为一家老少的活路想想，好歹混个人样出来才是。”不过大多数海员通过艰辛打拼，最终改变了生存境遇，他的侄子财运甚至成了美海军军官。
   可以说，作为草根代表的木匠生，虽然没有名闻大上海的朱葆三、刘鸿生等舟山籍巨商大贾那样显达和富贵，但也绝不是匍匐社会底层、不敢抗争命运的土著，他的骨血里流淌着强悍，也传承着仁爱。在族群海外谋生途中，他愿意充当人梯和桥梁。通商口岸东西文化的碰撞冲击，没有冲刷掉他骨子里的传统情结；几十年十里洋场的沉沉浮浮，赤子之心不改，乡情亲情俱浓，这从乡土社会的家族角度看来，是值得庆幸的。
   今年83岁的木匠生侄女沈银娣的回忆充满了怀恋和感念。她说，我阿伯在世时为人正直，心地好，他的弟弟因病去世，遗下弟媳和二儿（根财、财运）一女（翠娟），无依无靠，当时他就将弟媳一家接到上海抚养，为了更好地照顾他们，丧偶后，他干脆娶了弟媳为妻，视侄儿侄女如同己出，均将他们抚养成人。不仅如此，我4岁那年父亲去世，孤苦无依，他又将我们母女俩从乡下接到上海一起生活，还将我阿哥也带到香港去工作。
   孝子根财承袭了继父木匠生的衣钵，为人急公好义，乐善好施，深得乡民敬重。木匠生享寿80多岁，去世后，孝子根财按照继父落叶归根的遗愿，扶柩还乡。
   时间带走了一切，而他留给时间的，是那不绝如缕的草根情愫。
   2 韩明态独闯旧金山——帮助200多名乡亲进入美国社会
   现年81岁的美籍华人韩明态，常年往来于美国和定海之间，不过恋乡情结让他将晚年生活更多地留在了故乡。
   韩明态是普陀茶山（现荷花）人，与大多数破产农民不同，韩赴海外创业，不是单纯地为解决生计问题，相反，韩家家道殷实，日子比当地一般乡民要好过得多。韩的出走，照韩的说法，主要是心中有个朴素的愿望——有朝一日，让更多的穷乡亲能过上好日子。这种境界出自一个初通文墨的农民身上，让我们吃惊和感叹，也让我们再次领略了一个草根英雄的胸襟和情怀。
   韩的理想不是没有来由。受供职海外白兰西公司的伯父影响，对蓝色海洋的自由向往和西海岸神奇国度的某种梦想，超过了对东海岸那片黑土地的留恋，海上巨轮适时地吸引了他的视线，并成为他抵达西海岸的最初跳板。20岁那年，韩不顾父亲反对，决意离开故土，去海外寻求发展。
   韩开始时撑的是挪威的煤炭船，撑了几年后回乡探亲，正好碰上土改运动，韩思想进步，主动找到土改指导员说，把我家的30多亩地分给没田地的乡亲吧。就这样，祖辈积累的土地一夜之间全分掉了。土改指导员十分器重他，要培养他，但韩坚持要出国发展，说将来有钱再反哺家乡。这样他又去撑挪威船。不过他的目标是去美国。他所在的挪威船刚到香港，他的船务证书就被当局扣留，只好随船转道日本，又辗转到了美国。韩在船上做过铜匠，后来又学会了机械修理，还自学英语，能与外籍船员直接交流，这些技能给他带来了很多便利。
   当时，韩所在的煤炭船停泊在美国的旧金山港，他觉得机会来了，决定伺机逃跑。夜里船主叫他查水管和油舱，此时已是凌晨2点，他对值班人员说：“这里太冷，你们去热气间睡吧。”但对方说：“不行，要值班。”没办法，他又借故到房间去换衣服，趁值班人员不注意，他抓住缆绳从船尾迅速滑下海，游离船只，再游过三个码头，然后从两人高的铁丝网上吊向岸上，身子和双手被牡蛎壳和铁丝割得鲜血直流，加上春寒水冷，韩快支持不住了。
   韩说，我总算挺了过来，好不容易在天亮前逃到岸上，换上事先带的油布包着的西装，进了一家咖啡店，喝了两杯咖啡。当时服务员见我身上血淋淋的，冷得发抖，向我投来疑忌的目光，但见我神态自若，也未追问，不过最后我还是因非法入境而被移民局抓了去。我请律师担保，律师说只能呆三个月，交500美金，保出只有29天能呆。移民局一连三封信要驱逐我。在律师的帮助下，我总算如愿以偿办了蓝卡（即永久居留身份证），成了美国公民，接着先当三年兵，退役后在一家餐馆打工6个月，后来就自己开饭店，外卖，生意很好，几年后以3万美金廉价买下一幢房，以此起家，搞起了房地产。
   “在传统中国乡土社会，家族是相互帮助的一个体系。”（引自费孝通《乡土中国》）。家族社会体系中，谁是强者，则意味着承担更大的帮助家族成员和集体安全的责任。有时这种责任和力量的触角还能延伸到更大的族群范围，使更多的人得到帮助。这种生存形态和表现特征，在我们前面所述的木匠生，以及韩明态的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韩说，在美国，我没有一天忘记生养我的故乡，改变村民贫困是我的愿望。我事业稍成后，开始设法带家乡人出去。我回来看兄弟，乡亲们都来要求出去，我反正做房地产，有能力担保，就OK了，吃的用的我负担，住我家，我代找工作，等到他们蓝卡到手才独立。荷花百姓叫我大大阿伯的，茶山一个村凡姓韩的，都是兄弟姐妹，这些出去的人分散在旧金山和纽约，四亲八邻至今共带出200多人，白泉仅前年就带出6人——一个族群。发达的人蛮多——如做进出口生意，开饭店。我两儿一女都在美国，大儿子在一家大厂做技术员，月薪一万美金，女婿是药检师，以一小时一百美元的收入计算。媳妇女婿都是中国人。四代配偶都是中国人。讲英文和广东话。一星期相聚一回。或来看看我，中国人的传统情结还在。
   事实上，像韩这样传统烙印很深的第一代移民，无论飞得多高多远，落点仍在故乡，这几乎成了定数。
   3 苗夫仁思乡情切——从德国纳粹集中营死里逃生
   曾在二战期间经历了德国纳粹集中营惊心动魄生活的涉外海员苗夫仁，是木匠生的外甥。这位经历坎坷的老海员，几年前才去世，他的集中营经历却是鲜为人知。
   那天赤日炎炎，我们来到普陀荷花池外九房苗夫仁故居，今年74岁的苗夫仁妹妹苗翠娟接待了我们。有意思的是，我们从老人嘴里得知，苗家老屋后早年有座外国人建的教堂。记者想，作为西方文明的传播者，传教士也许是草根们放眼向洋谋生路的启蒙者。教堂前有只水池，苗夫仁排行苗姓家族第九房，后沿袭此排行作了今天地名。
   与木匠生和韩明态不同的是，苗夫仁不是一个族群的领军人物，只是漂泊族群中的普通一员，但他的传奇经历和超强生命力，同样令人惊叹。
   年轻时苗夫仁在家务农，守着几分薄田生活，后来日子过不下去了，就到上海做临时工，再后经舅舅木匠生帮助，成了火油船上的一名水手。因为战争的原因，他和不少国际海员一样，过的是漂泊无定的生活。二战爆发后，他所在的外轮恰好在美国，战火阻遏了航行也阻隔了乡愁，他在美国一关就关了好几年。1944年他又随船到了德国，结果又和大批的犹太人一起，被德军赶进了集中营。看过二战影片《辛德勒的名单》的读者，一定对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情景记忆深刻。
   苗夫仁当时和犹太人关在一起，后来纳粹军官见他是中国人，又会木工活，就将他调到后勤做木工。集中营的生活条件极度恶劣，德军每天只供给一餐，一天只能吃到三只土豆，饥饿、疾病每天在折磨着人们，更令人恐怖和难以忍受的是，纳粹几乎三天两头都在杀人。他亲眼目睹德军将犹太人一批批地从棚屋里赶出来，关进毒气房用毒气毒死，然后扔进化学池化掉，那一个个曾经鲜活的生命，转瞬消失在眼前，化学池内只剩下指甲、头发和牙齿，连衣服也化为池水……这种灭绝人性的兽行，以及生命的异化感，强烈地刺激着他的心灵和神经，令他恐惧异常，伤心不已。逃吧！他的头脑里猛然闪过这一念头。
   纳粹在战场上的失败并没有消退他们残杀犹太人的反人类行径，反而更加变本加厉了。苗夫仁意识到，必须离开这个人间地狱，不能坐以待毙。不然，怕再也回不到日夜思念的故乡，回不到亲人们的身边了。带着生还故土的强烈信念，苗夫仁以他中国式的智慧，边卖力地干活来博得德军的好感，同时竭力和他们套近乎拉关系，时间一长，他与集中营的德军混熟了。
   这样熬过了一年。一天，他从一个值班的德军管理员嘴里得知消息：德军在战场全线溃败，纳粹准备在集中营大规模地杀人了。他明白，再不跑就没有机会了。于是当机立断，悄悄地将金戒指塞到对方手里，恳求对方帮助他逃跑。这个德军同情他的遭遇，没有接受金戒指，却拿出一张地图和铁钳等工具交给他，并告诉他如何逃跑。当夜，他按照这个管理员指点的路线，乘德军不备趁黑逃出了集中营。一路上，钻电网，跨堑壕，穿越警戒线，历经风险和磨难，才搭乘上一艘外轮，转道美国。二战结束时，和另外二个船员一起，在经历了七八年生死劫难的漂泊生活后，终于回到了久别的故乡。
   乡土是种植生命的地方，也是抚慰灵魂的地方。回到起点的苗夫仁重操旧业，直至终老，他再没有离开村庄。我想，他一定是厌倦了漂泊，厌倦了生存的博弈。
   离开苗家时，偶一抬头，看到高悬在墙壁上的一只半公尺见方的木箱，里面供着香烛、纸符及神水。记者问老人，这是什么？老人说，是供奉我父亲的灵位，那木箱是他唯一的遗物。记者不由“哦”了一声，凝目细看，变成灵位的木箱上印着“L0NGEVIT”的字样，中文意思是“期限、寿命”。灵位和英文字样，冥冥中这里面是否隐匿着什么必然的联系，传递着有关生命的某种信息？
   至少，它见证着草根苗夫仁那段刻骨铭心的漂泊生涯。

韩明态在美国的合家照，前排右三为韩明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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