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来，协管员现象正在全国各地快速蔓延，队伍呈现爆发式增长，职能涉及治安、交通、税收、工商、劳动监察、城管等，有的机构协管员人数远远超过正式执法人员。
   协管员队伍的出现，从表面看就是相关职能部门为了面对复杂的工作形势，而在一定体制、编制下采取的变通方法。事实上，协管员的出现，从根本上讲源于社会管理的“罚治”情结。这一情结下，社会管理总是寄情于罚，为了罚就要招协管员，罚来的钱又用来养协管员。结果导致协管员越来越多，管理成本越来越大，而管理难度也随之加大。
   很多人对协管员可能没有好感，以为他们只知道罚款。其实他们也是悲剧性人物，也是“罚治”的牺牲品。广东省编制办公室综合处负责人说，协管员不是政府正式工作人员，没有列入编制部门管理范畴，协管员雇用成本只有公务员的四分之一左右。如此低收入下，他们却“承担政府机关最苦最累的活，做公务员不肯做、做不到的事情”——可谓收入与付出并不成正比。
   与协管员的“悲剧化”相比，公务员则出现“贵族化”倾向。由于大量基础性工作交由协管员来做，他们只需动嘴，而无须动手；他们天天坐在办公室里，而无须下基层，给人的感觉，就像协管员给公务员打工，公务员自动“升级”为草拟文件、查办案件、开具罚单的“包工头”“二掌柜”。这种身份的变化，既加重了行政成本，更给管理带来了混乱。
   混乱表现在何处？由于大多数协管员的收入来自于罚款、收费，甚至很多协管员有罚款、收费指标，于是他们为了钱而常常忽视自身的职责。这很好理解，以交通协管员为例，他们的存在是因为交通无序，如果交通有序，他们就失去存在的价值。这也就是我们常常看到交通协管员“只站马路不问秩序，只帮警察收费而不维护交通”等诸多乱象的原因所在。
   让人郁闷的是，明明知道协管员的出现可能导致一系列问题，然而在现实下，很多工作似乎还只能依赖协管员——毕竟，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社会管理事务增多。但不管怎么说，因为协管员的出现而让公务员 “贵族化”，这不应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
   公务员的贵族化，直接加剧了“官本位”，导致了“不作为”。这与建设法治型、服务型、高效性政府理念，无疑背道而驰。而协管员的匆匆过客“悲剧”身份，与和谐社会的理念又不相符。更痛苦的是，随着《劳动合同法》实施，政府要么违法——继续把协管员视作临时工，要么加重负担——与协管员签订长期合同令其成为政府雇员，如此，政府无疑将陷入两难中。